2万多件中央文库秘密文件，是怎么保存下来的？

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文物库房里，收藏着一把铁质剪刀，没有华丽的装饰，看起来平平无奇。但它又不是一把普通的剪刀，在白色恐怖中，它与主人陈为人一起，为守护中央文库的秘密文件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1926年7月，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上海成立，其内设的文书科承担了文件阅览、保管和收发等职责。1927年秋，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，全党转入秘密斗争阶段，一批党的机密文件、档案也随之到沪。中共中央秘书处租下戈登路文余里1141号（现江宁路673弄10号），成立文件保管处，管理和存放这些重要的档案。1930年4月，中共中央发布指示，由于革命环境恶劣，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，凡是不需要的文件，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。到1930年10月，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一大批文件。后来文件保管处撤销，随即成立了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库（即中央文库），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直接联系。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专门为文库起草了《文件处置办法》。

1932年，因顾顺章叛变，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在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刻，周恩来同志亲自将保管中央文库的重任托付给陈为人，请他接替张唯一进行管理。

陈为人，原名蔚英，湖南江华人。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任顺直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、工运负责人，后任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。1929年，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转移到上海，进行党的地下工作。面对周恩来的委托，陈为人立下重誓：“定以生命相护，宁可放火烧楼，与文件俱焚！”

陈为人夫妇在小沙渡路（今西康路）合兴坊租了一幢小楼，将文库文件放置在楼上，在楼下开了一家湘绣店作掩护。白天，陈为人是衣着光鲜、谈吐得体的“老板”；夜晚，他则锁死门窗、拉紧窗帘，在亭子间通宵达旦地整理档案。陈为人是老党员、老领导，又担任过秘书长，凭借对党内文件的熟悉，他对使用了暗号、密语，甚至没有年代的秘密文件进行判定和注解。为了节约文件所占的空间，他将厚纸抄在薄纸上，大字改小字，甚至将密写在小说、报纸上的内容重新誊抄。他认真地对文件进行分类归档，将原本杂乱无章的20余箱、2万多件文件，按时间、地区、部门、问题分类，最终压缩进6个大皮箱中。后来陈为人还精心编写了《中央文库文件目录》《开箱必读》以便查阅。

1935年2月，因叛徒告密，韩慧英在接头时被捕，单线联系的陈为人与党组织彻底失联。陈为人虽然非常牵挂妻子的安危，但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使他强压下心中的焦急，迅速将全部文件转移。转移新址后，为了进一步缩小文件体积，陈为人又经常在深夜把箱子打开，耐心细致地逐件翻阅，并与赶来上海的妻妹韩慧如一起，用剪刀将文件四边无字的纸头剪下烧毁，纸灰随即冲入阴沟，不留痕迹。经过精心整理，文件又由6箱压缩成4箱。

由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，得不到上级指示，也没有了经济来源，陈为人除了要守护文库，还要照顾3个年幼的孩子，生活越发拮据。韩慧如后来回忆道：“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艰苦的日子。一到他家，只见姐姐被捕后留下的3个孩子，嗷嗷待哺。……最困难时，山芋便宜，一天只好吃两顿山芋，甚至一顿只好吃一碗山芋粥。为了怕白天在路上遇到叛徒，也怕邻居发现，为人总是到天黑时出门，到曹家渡买担山芋，坐着独轮车回来，堆在亭子间里。可怜的是那3个孩子饥饿难熬。为人怕小女孩经常啼哭遭致祸害，常把她的手指头塞在小嘴里止哭，这个女孩就养成了啃手指头的习惯……”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，陈为人染上了肺病，因没钱医治，病情日趋严重，但他却拒绝向朋友借钱，生怕暴露目标，就这样忍着病痛保护着文库。1936年，韩慧英出狱后终于与组织取得联系。中央特科的徐强找到陈为人时，他仍保持着高度警惕，徐强多次询问住址都拒绝透露，直至经过深入交谈才解除疑虑。不久，陈为人的病情迅速恶化，弥留之际，他仍说：“我不死，我还要工作！”1937年3月13日，陈为人病逝，年仅38岁。

陈为人用生命守护的这批档案，包含了中共二大到六大文件、中共中央指示性文件、中央各部委文件，以及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的著作与文电等珍贵文献，它们在血雨腥风的上海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，真可谓一个伟大的奇迹。1945年，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。1949年上海解放后，党中央在接收这批完好无损的档案时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批示嘉奖，称其为“十分宝贵”的历史文件。

从1930年至1949年，张唯一、陈为人、徐强、李云、刘钊、韩慧如等党的地下工作者接力守护中央文库。在血雨腥风中，文库多次迁址，历经火灾水浸、敌特突查等危情险境，但守护者们都以对党的无限忠诚，尽职守责、排险克难，保护了文库的安全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、弘扬。